细数深圳“科技化”的原因与历史

   从湖北省科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的位置调到深圳，相当于行政级别下降，但李连和不在乎：“我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科技的产业化、国际化上，有一股激情鼓励，想在科技方面干一番事业。

  1994年，47岁的李连和决定离开生活、工作了多年的武汉，到深圳来。此前他仅来过深圳两次，发现深圳的科技基础、实力、底蕴都远远赶不上武汉，除了是“文化沙漠”外，还是“科技沙漠”，但体制与内地非常不同，改革的气候很好。他感觉在深圳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成一些大事，毅然决定来深圳。

  其时他已是湖北省科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，来深圳，相当于行政级别下降，但他不在乎。“我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科技的产业化、国际化上。”李连和回忆说，20多年前来深圳，是有一股激情鼓励，那就是对高科技产业化的冲动，想在科技方面干一番事业。

  到深圳之前，李连和就琢磨深圳发展的困难在哪里、症结在哪里、出路又在哪里。他的想法是，在深圳抓科技一要靠四个字“拿来，用上”，不分市内市外、省内省外、国内国外，不分所有制，把别人的成果引进来，在深圳实现产业化；二要把企业作为科研、科技开发的主体，这种观念和做法在全国首开先河。

  “我的想法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深圳科技底子薄、人才相对稀缺，当时在内地，大学多、研究所多，我天天围着他们转，也干了很多年，收效不算大。”李连和说，高校老师面向市场研发的动力不足，不像企业那样知道市场要什么，科技成果转化得很少。相比之下，深圳当时的短板就是本土高校和研究所少得可怜，这也逼得深圳不得不将企业作为研发主体。

  “企业连着市场，最了解市场的需求，还可以反过来通过市场促进科研。但我们能力有限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先把重点放在IT、生物工程以及新材料等三大领域。因此，在这个大的体制改革背景下，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。比如为企业设立扶持政策和研发基金，建立工程研发中心。”

  “当时一些内地的官员说他们那边民营企业受歧视，我们说，在深圳，这个情况可能要倒过来。”李连和知道体制的弊端，所以在短时间里就明显看到一些国有企业没法跟民营企业竞争。“民营企业赖以生存的‘阳光’‘空气’‘土壤’深圳都有，其他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具备的。尤其在体制机制方面，当时内地和深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。”

  李连和说，深圳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基础上，鼓励高科技产业化；后来又将科技作为支柱产业，再进一步成为第一支柱产业，这个台阶不停地向上走，“像接力棒一样传递下去”。

  带着比亚迪、华为到银行“讨饭”

  “我到这些企业，水都没有喝一杯，唯一一次是在比亚迪吃了一餐盒饭。如果怕外界议论把自己压住了，那还是考虑个人利益，你就什么都别干了。”

  在宏观政策全面覆盖的前提下，必须要找重点突破，树立骨干和有带动作用的“领头羊”。在新能源方面，李连和看中的是比亚迪；在生物技术产业，是北大科兴；而在IT领域，他选择了华为、中兴和长城等。

  1995年，李连和在龙岗坪地的一个山沟里找到了29岁的王传福，这位日后的“中国首富”当时刚从北京来深圳不久，在一个很简陋的厂房里面，带着20来个打工妹在做档次一般的镍铬电池。“但比亚迪的商业思路很清晰，有技术基础，很有潜力，而且王传福有专业基础，会很有前途。”

  经过考察，深圳科技部门决定一次性投入300万元，1996年令全市第一家市一级的新能源材料研发中心落户在比亚迪。对当时的民营企业来说，这种扶持不仅是大手笔，而且还是第一个“吃螃蟹”之举。

  有了研发中心，比亚迪开始扩大科研队伍，自主研发大量的项目，后来其高性能电池的研发在全国遥遥领先，电动车技术也走在世界前列。如今，比亚迪已有员工约18万人，在全球建立了22个生产基地。“从比亚迪开始，目前深圳已经有数百个工程中心，创造了大量的专利。”李连和说。

  上世纪90年代初，国内的程控交换机制造商的排名是“巨大中华”，即巨龙、大唐、中兴、华为。当时的华为还处于起步阶段，不仅缺钱，还因为是民营企业，本来就矮国企一截，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路上举步维艰。

  “在重重的压力下，任正非有时候也很焦虑。尽管如此，我当时认为，按照华为发展的势头，绝对会冲到国内第一。”李连和说，深圳当时成立了“民营科技企业办公室”，经常到企业上门做服务，为他们分忧解难。当年政府能资助的钱也不多，主要是靠贷款，但银行的门槛也高，李连和就带着包括比亚迪、华为在内的民营企业到一个个银行“讨饭”。

  作为政府官员，与某些企业走得太近是否会担心外界议论？李连和大手一挥，“我到这些企业去，水都没有喝他们一杯，唯一的一次是在比亚迪吃了一餐盒饭，那天还是陪中央领导去调研。如果怕这些事情把自己压住了，那还是考虑个人利益，你就什么都别干了。”

  用立法为企业搞科研保驾护航

  让李连和印象尤为深刻的是，他牵头制定的“22条”，从科技部门开始研究、提议，到最后拍板通过，基本上都是一路绿灯。

  1998年8月，科技部主办的“火炬计划十周年成就暨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”在北京举办，李连和在会上被问到深圳的高科技为什么发展这么快，他直接总结道：因为“出手早、动手快、下手重”，是“逼出来的、闯出来的、创出来的”。这番精辟的总结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

  深圳的土地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，没有科技基础，但要“拿来、用上”，就要靠政策、靠环境。李连和说，当时深圳也意识到科技创新是深圳发展的出路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。“我们鼓励企业去当研发的主力军，在市场上打头阵、硬碰硬地厮杀。但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，一旦被侵权、被山寨，所有心血很可能付诸东流。”

  1995年底，全国第一个《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》诞生在深圳；1998年，深圳又颁布了《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》，推出22条得力措施；1999年，在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、发展高科技、实现产业化的决定》颁布不久，深圳对原来的“22条”进行修订，出台了“新22条”。

  如今来看，新旧“22条”的文字非常精简，但提出的都是保护企业知识产权、减税让利、藏富于企业的切实措施。“22条”出台后，对深圳影响很大，在全国也引起了轰动，没过多久，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、上海、苏州、天津、南京等城市先后出台相关政策以抢占竞争的制高点。

  让李连和印象尤为深刻的是，自己牵头制定的“22条”，从科技部门开始研究、提议，到最后被拍板通过，基本都是一路绿灯。

  “我们定‘22条’的时候，征求了16个部门的意见。如果这个部门砍一条，那个部门砍一条，最后只能剩下务虚的科技兴市了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很多部门都非常支持，最后‘22条’全部保留下来了。”李连和坦言，当时自己也客气地到各个部门拜访，虽然个别部门也会磕磕绊绊，但支持的部门更多，有的甚至主动帮忙想点子，让政策在符合国家税收等政策的前提下更加可行。多个部门从企业的角度想尽用一切办法来满足他们发展的需求。

  操办五届高交会，首创资本撬动技术交易

  “没有雄厚的金融基础，光靠科技人员做不成高新技术产业。一般的交易会是你来看，买不买拉倒，但我们把第三者——投资商也请进来，这个点子是很新的。”

  2010年9月，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感慨：“我们曾为凑出必须的营运资金而四处奔波、夜不能寐，甚至试图卖掉我们的QQ软件，幸运的是，借助深圳第一届高交会这个平台，我们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，加快了创新步伐，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。”

  如今已成为“中国科技第一展”的中国高交会即将迎来第十七届，而高交会在国内首创的引入风险投资，便是李连和提出的。“高交会的诞生，有偶然也有必然，偶然就是那次大连考察。”李连和说，1998年4月20日至29日，当时深圳市领导带队到厦门、上海、大连3个城市学习考察，这是建市以后规格最高、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的一次学习考察。当时全国许多省市都在搞科技节，考察团返回深圳后，科技节被具体化为“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”，并立即着手筹办。

  尽管时间紧迫，深圳还是计划抓住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良机，在1999年开办第一届高交会。当时，深圳缺少大型科技展览经验，于是计划联合几个国家部委共同举办。随着“三部一院”——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、科技部、信息产业部、中国科学院的加盟，原计划的名称“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”前，理所当然地多了“中国”两个字。

  李连和说，当时先到了科技部，时任部长朱丽兰说，找科技部当主办单位的省市很多，科技部的态度是只支持不主办。“后来我向她汇报说，深圳高交会坚持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相结合、落幕与不落幕交易会相结合、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与高新技术产品展示和交易相结合等三大原则，而引入风险投资更是前无先例。”听闻高交会意在打造一个服务的大平台，能够引进项目、资本和人才，朱丽兰当即表示愿意成为主办单位。

  离开了投资，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就不顶用。李连和打比方说，例如甲方的手机技术成果以100万元卖给乙方，这好比双方谈恋爱，但即使结了婚，却未必能“生孩子”。因为手机必须批量生产。假设需要投资1亿元，技术成果才能转化，否则就“生”不了钱，成交等于无效。

  李连和认识到，搞高科技就是高风险、高投入、高回报。“没有雄厚的金融基础，光靠科技人员做不成高新技术产业。一般的交易会是你来看，买不买拉倒，但我们把第三者——投资商也请进来，这个点子是很新的。”

  第一届高交会的影响范围之广，有些超出李连和的预期。此后，每年高交会开幕期间，深圳市各大酒店的入住率均会陡增，各大景点也平添一个“高交会黄金周”。“10多年来，高交会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国际化味道越来越浓。很多企业老总都跟我说，自己是‘黄埔一期’‘黄埔二期’的，是从第一届、第二届高交会渐渐走向世界的。”